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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鹏
宣武门外，也就是宣南文化的中心区域，这些年拆得也差不多了，古迹十不存一。那些看上去很破旧的大杂院，追溯起来，很多都发生过惊心动魄的故事，历史烟云仿佛拂面而过。宣南实在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
笔者跟随社科院文学所杨早老师寻访宣南留下的戊戌变法遗迹，来到了宣外达智桥胡同里的这座老宅院——杨椒山祠。几百年来，这里发生了不少载入史册的事件，然而真相却始终扑朔迷离，就让我们去探究一番。
破败古建原是明朝忠臣故居
一走进达智桥胡同，很快就能看到胡同东口的南侧有一座大门紧闭，看上去相当破败的古建筑。青砖残破，门窗刷的绿漆已斑驳，甚至还留下路人乱涂的痕迹。据附近居民讲，这里曾经一度用作菜市场，里面杂乱不堪，后被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才逐渐清退，但并未得到修缮。
然而，这个地方其实大大的有名，墙上挂的牌子是“杨椒山祠”。这里曾是明朝大臣杨继盛的故居，杨继盛号椒山，他因历数了权臣严嵩五奸十大罪，被严嵩投入刑部大狱，最后在西市（明朝刑场，在今西四一带）被杀。临刑前，他留下了诗句：“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国，留作忠魂补。”
杨椒山因气节高尚受到后人景仰，死后这里就变成了祭祀他的祠堂，杨椒山祠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叫作“松筠庵”。松筠庵清朝时已经是很多文人士大夫的聚会场所，这里是宣南文化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地方。
宣南为什么会成为北京一个大型文化社区？杨早老师解释，这主要因为科举制度。清朝的时候官府对进京赶考的举子补贴比较制度化，形式也比较丰富。据记载，广东琼州府，也就是今天的海南，举子到北京赶考，官府会补贴30两银子；而山东只能补助一两银子，差距很大。有的地方还会给举子配马匹，允许使用驿站。这样的制度吸引大批举子进京，他们从广安门进来，进城之后，很多人就会留在附近。于是很多举子在宣南租房，各省建立会馆，这里就形成了比较大的文化区域。
还有一个原因是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广征天下图书，全国的书都往北京送，这样就形成一个很大的书籍买卖市场。这个市场主要在琉璃厂一带，还包括偏西的报国寺——那里也曾是一个旧货旧书市场，顾炎武进京就曾住在那里。科举的需要，加上书籍买卖市场的变化，逐渐形成了宣南这样一个文化空间。当然，还有一个客观背景，从顺治年间开始汉人就不允许住内城，只能住宣武门外，宣南一带于是形成了集中的汉人居住区，其中就有不少汉族士人和官员。
而地处宣南的松筠庵当年正是清朝文人儒士聚会雅集之地。杨早老师还讲了一段有趣的轶事，乾隆年间，有一天是和珅生日，因和珅是奸臣，被人不齿，所以很多翰林专门选择这一天在此聚会，意思是大家都不去拜寿，但是有一个人聚会中间溜走了，偷跑去和珅府拜寿。此人叫阮元，他在经学方面成就很高，后来在广州设立学海堂书院，梁启超还曾经在这家书院学习。
“公车上书”和康、梁涉政
杨椒山祠之所以出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是著名的“公车上书”事件发生地。
我们先来说说“公车”是怎么一回事。早在汉朝之时，官员是被各地方保举而来的，而当这些被保举的人来京师参政的时候，国家为了表示重视，都要派“公车”把他们接过来。以后，公车也就成为举人的代名词，而公车上书，说白了就是一次举人群体上书事件。
所以，杨椒山祠不但是宣南文化的重要代表地，它也和戊戌变法有密切的关系。据史料记载，1895年，《马关条约》签署之前，李鸿章从马关发回条约的内文，结果很快泄露出去，当即就有住在宣南地区的举子、官员上书，要求清政府不要签订这个条约。其中有一次的聚集活动就发生在松筠庵，就是“公车上书”。
当时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为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余人联署，要求光绪皇帝“拒和、迁都、变法”。5月2日，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云集到“都察院”门前请代奏，史称“公车上书”。上书虽被都察院拒绝，但在全国广泛流传，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可以说，“公车上书”作为戊戌变法的序曲，点燃了人们改良、改革的希望之火。
这段历史我们都学过，简直耳熟能详，但是杨早老师却披露了一件事。“目前关于公车上书的描述基本都是根据康有为写的一本书，叫《公车上书记》。但很多历史学家重新考察的时候发现康有为的表述靠不住。为什么呢？首先他说那期间只有这一次上书，还是冒着风险，其实不然。据考证，当时上书朝廷要求不签《马关条约》的情况有二百多次，这次只不过是其中一次而已。他还说这次活动集中了十八省的举人，一千二百多人，（松筠庵）这个地方能站得下一千二百人吗？”虽然杨椒山祠目前进不去，但是目测这院子怎么也站不下上千人。
“后来有人整理了名单，发现康有为不在这个名单里，梁启超排在280名以后，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这次上书康、梁没有直接的领导关系。他们或许有参加，或许没有参加，但后来被描述成1895年康、梁就已经开始涉足朝政的一个证据，这个看来不太靠得住。”
松筠庵“公车上书”仅孤证
康、梁领导整个“公车上书”目前只有康有为的书提到，并无其他佐证。相反，与这个说法矛盾的证据倒是可以找到。
有史学家列出了重要时间节点这年5月2日，这一天都察院的工作记录清单上，并没有这个事情。试想京城上千名举子联合上书，这是多大的事情，都察院能够一点儿记录都没有？
所以，一些史学家认为，康有为在松筠庵的演讲也许是真的，但是真正留在现场的人并不多。5月2日是科举放榜的日子，据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康有为从一个内线那里得知他考中了进士，如果带头上书，眼看就要到手的功名就可能会被取消。
也有学者推测，康有为并没有去都察院上书。1895年夏天在上海出版的署名为“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的《公车上书记》一书记载：“是夕（四月八日）议者既归散，则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而初九日松筠庵之足音已跫然矣，议遂中寝，惜哉惜哉。”——所谓“议遂中寝”，意思是没有去都察院上书。
据史料记载，当年2月17日至4月21日，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反对和谈的奏折、电报多达一百五十余件，参与人数超过两千人次。其中各省封疆大吏过半数参与其中，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诸部官员均有大规模联名上书，官员们早已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抵制和约的上书运动。在官员们的策动下，入京会试的举人们同样热情高涨，各省公车自行联名上书有31件，共一千五百余人次签名。
翁同龢是晚清重臣，他的日记对很多历史事件的研究都很有帮助，而且他的日记以细节著称，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记。翁同龢当日日记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证明那天没有出现过一千二百多名举人到都察院上书并且被拒的事情。
而那一天各地举人和官员总共上书达15起，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东、四川等地的举人都在这一天上书。那才是真正的“公车上书”！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实际上乃为当时全国各地举人共同的爱国行动。
“百日维新”的骨干中坚，是光绪帝周围的一品大臣翁同龢、杨深秀等“帝党”；而后期具体执行者是被称为“军机四卿”或“四章京”的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人。
历史学者姜鸣老师说过：“康有为因运而生，是一个天才的宣传鼓动家。尽管未曾上书，他所写的这一篇文字，仍然是当时所有反对和约的文件中最精采最有分量的。”
124年过去，来到当年历史风云的漩涡中心宣南，真是让人感慨万千。附近有康、梁办报的南海会馆，有谭嗣同出生的浏阳会馆，有六君子就义的菜市口，有他们停灵的法源寺和莲花寺，当然还有扑朔迷离的杨椒山祠。
无法走进紧闭的杨椒山祠感受那扑面而来的历史气息，我们只能望门兴叹。院子的西南角，一个古朴的亭子探出围墙，引人注目。据说道光年间祠西南隅建“谏草亭”，应该就是这个亭子吧？一切历史的遗迹正在逐渐湮没，不过一百多年的时光，我们已无法确知当年的情形，可见历史的尘沙中掩埋了多少秘密。
安徽会馆的烟云过往
车军
安徽会馆文物腾退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这里将来有可能作为博物馆对公众开放。安徽会馆素有“京师第一会馆”的美誉，是北京会馆中惟一的国家级文保单位，馆内的戏楼在清代显赫一时。
从城南的骡马市大街向北拐进魏染胡同，行几步再向东、向北弯两弯便到了安徽会馆所在的后孙公园胡同。虽然四周严严实实包围着民房，但仍难掩安徽会馆殿宇屋脊的一派气宇轩昂，就连毗连的民居都有几处院门和房脊两端翘起“蝎子尾”及桂花“平草”。更吸引人的是，戏剧文化特色在这里彰显着无限魅力，整条胡同的房山院墙上都有著名京剧艺术家的彩绘、浮雕，鲜亮而生动。安徽会馆的戏楼曾彪炳京城，徽班晋京曾在此演出《长生殿》，许多京剧表演艺术家如谭鑫培等均曾在这里登台献艺，致使百多年来闻名遐迩。
安徽会馆建成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它原是明末清初史学家、收藏家孙承泽寓所“孙公园”的一部分。孙承泽本是明崇祯时的进士，做过明朝县令，清初本想自裁为大明殉难，但被救起。后不愿在清朝为官，63岁时辞官致仕，居住在孙公园的宅子内。顺治十一年，孙承泽隐居西山樱桃沟“退谷”著书立说，为世人留下大量珍贵著述。
孙承泽在孙公园居住时，宅子内建有研山堂、万卷楼、戏台和花园。万卷楼是他藏书的地方，上下共14间。万卷楼的对面，是他会客写书的大厅“研山堂”，万卷楼和研山堂中间，则是大戏楼，那是他宴客演戏的地方。清代中叶，孙公园被其后代卖出。继孙承泽之后，清代许多名人在此居住过，如乾隆朝内阁大学士翁方纲、刑部员外郎孙星衍、以藏有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而闻名的刘位坦等。
安徽是文化大省，同时又是徽商的发源地，财力雄厚，安徽籍官僚、文人、富商在北京拥有很大的影响力。清代时各府县纷纷在北京的宣南地区修建同乡会馆，数量达到几十座，但规模普遍有限，直到同治初年，京城中都还没有一个省级的大型会馆。同治八年（1869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会同淮军诸将集资购得孙公园的大部分，开建安徽会馆。
与其他省级会馆不同的是，安徽会馆既不是专为进京赶考的举子设立的“试馆”，也不是促进工商业发展的行业会馆，而是专供安徽籍淮军将领和达官贵人在京活动的场所，只接待在职的州、县级官员和副参将以上的实权人物。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这里曾是康有为等维新党人的活动场所。目前，除安徽会馆外，“孙公园”仅留有胡同名，分“前孙公园”和“后孙公园”。
沿一条向北的小岔道向深处走去，耳边仿佛隐隐飘过一阵缠缠绵绵的丝竹管弦之音，有女腔在唱《长生殿》：“跳出痴迷洞，割断相思鞚。金枷脱，玉锁松。笑骑双飞凤，潇洒到天宫。”倏忽间，一座粉墙灰瓦、朱漆的仿古小门楼已呈现眼前，墙内一棵古老的椿树遮天蔽日。
印象中，徽派建筑都是以高大的马头墙和精美的砖雕、石雕、木雕著称于世，安徽会馆却采用了典型的北方官式建筑风格，雕饰不多，较为朴素，从整体到细节均与徽派建筑无直接关系。另外，虽当时正值洋务运动高潮期，但在整体建筑中除内部安装了较多的玻璃外，也几乎见不到明显的西风影响。其所采用的传统样式，被视为清代北京会馆建筑的典范。
轻轻叩开小门，一片茂密的翠竹迎面而来，虽早已不闻“龙吟细细”，却仍有满目的“凤尾森森”。“徽韵展厅”的后山墙高高耸立，似一座屏障遮挡了会馆内的诸多景象。待穿过一座砖木古门洞，里面景物才略显一二。
会馆占地面积九千平方米， 据清光绪年间《京城安徽会馆存册》记载，会馆分为东、中、西三路庭院，开有三道大门，每路皆为五进，三路院落通达各屋。戏楼是中路规模最大的建筑，大门位于中路前端，面阔五间，但今已沦为民房。正房文聚堂内悬挂书有皖籍中试者姓名的匾额，套院中有祭祀朱熹及历代名臣的钟楼。东路为乡贤祠，有思敬堂、奎光阁等建筑；西路为接待用房。北部原是花园，面积一千三百余平方米，有假山、亭阁、池塘和小桥等，现仅存一座碧玲珑馆。
如今，戏楼和碧玲珑馆已经修缮完毕。戏楼为两层，下层为戏台。大戏台上，出将入相的背景古风犹存，左右两条绣花门帘偶尔微微荡漾，似乎冷不丁地会有个人物掀帘而出。戏楼是南北向，戏台在南面，后接扮戏房，其余三面为楼座。戏楼修缮完成后，便不时有京剧票友在此开展文化活动。戏楼宽敞高大，建筑采用双卷勾连之悬山式屋顶，东西两侧各展出三米重檐，形似歇山。遥想当年，“三庆班”“四喜班”等四大徽班晋京曾借住于此，后徽班戏兼容并蓄，逐渐向京剧演变。可以说，安徽会馆是这一演变过程的实物见证。
安徽会馆地属椿树街道，而椿树街道亦称“京剧票友之乡”。据记载，早年间这里与前门外很多戏园相邻，为演出方便，不少梨园名家选择在此居住。小小几条胡同，荟萃梨园界的钟灵毓秀。“四大须生”中的余叔岩，“四大名旦”中的荀慧生、尚小云，“四小名旦”中的张君秋，净行名角金少山、裘盛戎等，都曾在这一带居住。
走出会馆，再经过那条窄窄的小岔道，正午的阳光已投射到房山、院墙上那些著名京剧艺术家的浮雕、彩绘上，心中有个旋律逐渐盖过了缠绵的管弦丝竹，一声声激越起来：“一幅幅鲜明的‘鸳鸯瓦’，一群群生动的活菩萨，一笔笔勾描，一点点夸大，一张张脸谱美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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