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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少东

公元907年，大唐覆亡，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乱世。在这段乱象纷呈的历史中，最著名的一幕丑剧：石敬瑭为称帝卖身契丹，成了遗臭万年的“儿皇帝”。幽云十六州被当做酬谢，割让给了契丹。

辽据有幽云十六州之后，升幽州为南京，建为陪都。

此后，宋辽围绕幽云十六州几番征战，幽州更是首当其冲的战略要地。民间典故、曲艺演绎中，满门忠烈的杨家将、七郎八虎闯幽州……似乎都为宋辽史作了战火连年的注脚。其实，宋辽战争主要集中在宋初，自澶渊之盟后，宋辽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安定。

宋代中国，宋、辽、西夏三个王朝鼎立，这一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为此后中国多民族的长久统一奠定了基础。

也是在这一时期，北京从中原王朝的边疆重镇升格为北方游牧民族王朝的陪都。辽南京不止是陪都，还是当仁不让的经济和文化中心。金灭辽之后，在辽南京的基础上扩建金中都，北京的八百年建都史由此开始。可以说，辽南京的一百八十年陪都史，开启了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序幕。

“镔铁”之族的冶铁遗迹

有辽一代，其国号在“契丹”和“辽”之间反复多次，甚至有“九复国号”之说。习惯上，多以“契丹”称族，以“辽”称国。

契丹的本意是“镔铁”，也就是坚固的意思。《金史》记载：“辽以镔铁为号，取其坚也。镔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说这话的是率领女真族灭辽的完颜阿骨打，所以女真定国号为“金”。不过，“金”其实还没有“铁”牢固。1234年，金在南宋和蒙古南北夹击下覆亡，享国119年，只是辽国的一半。

契丹也被称为“马背上的镔铁之族”，他们在北京留下的最鲜明的历史印记，恰恰就是铁。

201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中，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赫然在列。上一次北京的考古成果入选“十大”，还是1990年的金中都水关遗址。

“大庄科冶铁遗址刚开始考古发掘的时候，媒体给它起了很多别名，比如辽代‘首钢’，严格说不太准确，但是很形象。”北京市文物局第二研究室主任刘乃涛对记者说。“这里是一处集冶铁和制钢工艺于一身的钢铁生产遗址，遗址类型比较系统、丰富，发现了采矿、冶炼、炒钢、居住、运输等遗迹，获取了整个冶铁制钢工艺流程和生产组织管理方面的信息，是宋辽时期中国冶铁遗址的典范，是揭示辽代冶铁业发达的最完整的实物证据，为完善中国古代冶铁技术体系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考古依据。”

大庄科辽代冶铁遗址获评的是2014年度的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但它被发现其实是在2006年。像很多重大考古成果起始于意外发现一样，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的发现也带着偶然因素。

2006年9月的一天，延庆县文化委员会研究馆员范学新和朋友到大庄科水泉沟村的怀九河大峡谷游玩，中午在农家乐吃饭。席间，农家乐的老板听说这群人里有搞考古的，就说他们家盖房子的时候曾发现过一座“窑”，不知道算不算文物。

范学新参加过很多考古工作，在延庆也见过不少古窑，但眼前这座窑和以往的都不一样。这个窑有2米多高，只剩个剖面，整体呈不规则圆柱形。窑壁的烧结痕迹非常明显，质地极为坚硬。出于多年考古工作的经验，范学新把水泉沟村里村外转了个遍，又发现了七八座窑。村里的老人说，建村的时候就有这些窑，不知是做什么的。

考古研究的是古物，却经常像打开一个新世界一样充满未知。水泉沟的这些古窑就正好打在范学新的知识盲区。匆匆返回后，他多方查找资料，根据窑的形状、烧结特征等，很快判断出这不是“窑”，而是冶铁的高炉。

给这些冶铁炉断代，范学新却犯了个想当然的错误。他从网上买了本《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想恶补一下相关知识，可是这样的书太过专业艰涩，看得如堕云雾。最后他还是根据大庄科地区已有的历史资料，特别是这里距离长城只有两公里，推测这些遗迹可能是专门为明代修长城锻造铁器的高炉。

范学新是《北京日报》通讯员，平时就负责延庆的考古报道。于是，他写了一篇《延庆发现8座明代冶铁高炉遗址》，刊发在《北京日报》上。

这下，大庄科冶铁遗址引起了专家关注。范学新很快接到了北京科技大学李延祥教授的电话。李延祥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冶金史与冶金考古，大庄科冶铁遗址有了真正的“识货人”。

随后，北京科技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单位对遗址开展田野调查和实验室分析工作，确定了水泉沟村的冶铁炉是辽代遗迹，而且还在大庄科乡其他地区发现了不少冶铁遗迹和矿产遗迹。

大庄科乡有个村子，村名就叫“铁炉”。历史早已用这样的方式，给大庄科冶铁遗址留下了提示。专家们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也确实是依着“铁炉村”的村名按图索骥，果然找到了两处冶铁遗迹。

专家们认定，大庄科冶铁遗址是燕山地区规模较大、保存最为完整的辽代冶铁遗址，这样一处遗址应当通过发掘来进一步研究。2010年，该遗址群被列为国家文物局重大文化专项“指南针”计划研究课题。

2011年至2014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联合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对整个遗址群进行了多次调查与三次发掘工作，成果丰硕：发现矿山5处，冶铁遗迹4处，居住及作坊遗址3处。这其中，水泉沟的生产链条较为齐备，在遗址群中居于核心的位置。

水泉沟遗址中还发现了炒钢炉。

刘乃涛介绍，炒钢就是把生铁加热融化后，在炒钢炉中反复搅拌，借助空气中的氧，使碳氧化，降低铁的含碳量，从而成为钢。这个过程非常像炒菜，所以叫“炒钢”。炒钢炉也可以说是个“大锅”。

水泉沟遗址的3号冶铁炉旁就有一个炒钢炉，也就是说，这座冶铁炉产出的生铁直接进入了炼钢环节——钢铁联合生产。在水泉沟的这项考古发现之前，这种先进生产模式在明末《天工开物》中才有记载。这一发现从实物角度将中国的钢铁联合生产至少提前了约500年。

刘乃涛几乎参加了近二十年来北京所有类型的考古发掘，而冶铁遗址考古还是第一次，“很有新鲜感”。大庄科辽代冶铁遗址考古发掘的一大亮点，是多学科合作，科技考古和田野考古并重。大量科幻感十足的科技名词和考古专业词汇结合在了一起，三维激光扫描炉型复原、冶铁实验考古、炉内冶炼工艺数值模拟、地层孢粉分析等等。

水泉沟遗址的3号冶铁炉就通过三维激光扫描复原了炉型，不止是数字，技术人员真的复建了一座冶铁炉，真刀真枪炼了几把铁，得到了辽代冶铁工艺的详实数据。

根据这些结果推测，3号炉一天大约可产铁1.2吨。而大庄科遗址中保存相对完整的冶铁炉就有10座，遗迹分布几乎遍及大庄科乡。试想，一千多年前，在辽代的大庄科地区高炉林立，人们繁忙地拉着风箱，冶炼出一炉炉铁水，再运到别的地方，铸造出一批批的兵器和马具，维系着辽王朝统治。

即便是现在，钢铁也是关乎国家战略的工业之基，冷兵器时代，铁更是国家命脉。这样一座大型钢铁生产基地，为什么会选址大庄科？刘乃涛说，首先当然是具备良好的冶炼条件，这里有铁矿原料，有充足水源和燃料。

《辽史·食货志》中记载：“太祖征幽、蓟，师还，次山麓，得银、铁矿。命置冶。”这段话大意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攻打幽州、蓟州，在回程的山中发现了银矿、铁矿，下令设置铁冶。《辽史》素以简略著称，如此寥寥数语，不能确认《辽史》上的记载就一定是大庄科，但大庄科的冶铁业应该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辽在大庄科设置铁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应该是这里的战略位置。”刘乃涛说，“遗址位于辽南京附近，属于京畿地区。历史上是宋辽之间战场前沿地带，大庄科遗址可能是距离前线最近的‘兵工厂’。”

高梁河畔定归属

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军为夺取幽州，与辽军在高梁河畔激战，史称“高梁河之战”。

高梁河就在现在的西直门外，只是河名已成历史，河道并入元代开挖的长河之后，高梁河变成了长河，现在则叫南长河。

前尘往事已千年。高梁河之战三百年后，元大都的西墙修到了河畔，河上架起高梁桥。又过了七百年，现如今，这里紧邻西直门商圈，高楼林立，交通繁忙。高梁桥犹在，却已不复通行之用，作为文保单位被两座公路桥左右合抱。那一番金戈铁马，那一阵刀光剑影，早已湮没在历史风尘中……

这里就是距离大庄科辽代冶铁遗址最近的宋辽战场，直线距离大约60公里。北京北站坐落在高梁桥东侧，从这里搭乘高铁，到延庆只需要二十多分钟。

高梁河之战，也是大宋实现夺回幽州夙愿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努力。

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是在公元936年。彼时，辽国国号还叫契丹，立国刚刚20年。938年，契丹升幽州为陪都，称南京。自此，幽州从中原的北方锁钥一下子变成北方民族继续向中原进击的前哨。北方游牧民族袭掠中原的战线，自秦汉以来第一次跨越到了长城以南。契丹铁骑，成了中原王朝寝食难安的心头之患。

在宋朝建立之前，第一个试图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帝王是后周世宗柴荣。

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柴荣率军攻辽，一个多月收复瀛、莫、宁三州，以及益津关、瓦桥关、淤口关三关。惜乎至此因病班师，不久病故。

大宋正是得国于后周。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时是后周宋州节度使，柴荣刚刚去世一年。

和柴荣一样，赵匡胤也把夺回幽州当作战略目标，只因南方统一中原的战事未了，政权又需稳定，不敢贸然发兵北上。他曾建立了一个“封椿库”，准备存钱把燕云失地赎买回来，如果买卖谈不成，就用作军费强攻。

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赵匡胤的弟弟宋太宗赵光义出兵太原，灭掉五代十国中最后的一个割据政权北汉，打算乘胜伐辽，收复幽燕地区。只是宋军未得休整，且尚未封赏，将士多不愿往。文臣赵昌言附和说：“自此取幽州，犹热熬翻饼尔。”大将呼延赞反驳：“书生之言不足尽信，此饼难翻。”

宋太宗这时正是信心爆棚，遂决意北伐。

从太原到幽州的一路，宋军确实势不可挡，所向披靡，但是到了幽州，也就是辽南京的城下，宋军终于碰上了啃不动的硬骨头。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宋军四面围城却攻城不下。这时，辽将耶律休哥率领的南下援军到了。宋辽两军决战高粱河。

当时的高梁河，不像元明清时紧邻城墙，它离南京城的北墙还有好几里路。辽南京城的城址在今天西城区的西南部，主要是利用莲花池水源。

宋军先与辽南府宰相耶律沙的军队接仗，胜而追之。时近黄昏，耶律休哥突然率大军前来，宋军毫无准备，只得停止追击，在高梁河畔快速列阵。

耶律休哥与耶律斜轸率军从左、右翼合击宋军，耶律学古也率部从南京城北上参战。宋军三面受敌，全线溃败，死者万余人，鲜血染红了高梁河……辽军追击宋军三十多里，宋太宗逃至涿州，腿上中了两箭，“窃乘驴车遁去”，才保住了性命。

高粱河之战，是宋大规模主动伐辽的第一战，却以失败告终，其影响甚为深远。

对辽来说，他们用军事上的胜利确保了幽云之地的归属，而且，辽自此后在军事上轻视宋人，以雄踞北方、威压北宋的姿态肆意南侵。

对宋朝来说，这一战对宋军的自信构成了巨大打击。此后，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乘辽年幼的新君初立之机，派三路大军北伐。慑于辽军战力，命东路大军“持重缓行”。结果，这次宋军只打到涿州，旋即败回。

宋对辽的战略关系从此由进攻转为防御，而且“终宋不振”。

北方第一城

938年，契丹升幽州为陪都，称南京，又称燕京，府名幽都（后改称析津府）。同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来到了南京城。由于是“和平割让”，加之契丹人对汉族地区的生产生活比较熟悉，所以没有什么杀戮，而是效仿中原，在燕京旧有宫殿中行“入阁礼”，接见汉族臣僚。

契丹对幽州政策温和，但同样是耶律德光带队，打到东京汴梁时就完全是另一种景象。

后晋“儿皇帝”石敬瑭死后，侄子石重贵继位。石重贵还算有点骨气，传书契丹说“称孙不称臣”。意思是他自己可以按照父辈的排辈，当耶律德光的孙子，但是后晋与契丹只能是兄弟之国，不能称臣。耶律德光大怒，在辽南京集结兵力，大举南下，一下子剪灭后晋。

947年，耶律德光到了汴京，着“中国冠服”，受百官参拜，他对左右侍臣说：“汉家仪物，其威如此。我得与此殿坐，岂非真天子耶！”在汴梁，耶律德光改契丹国号为大辽，辽国的称号实际是从这时开始的。

但是耶律德光在汴梁坐皇位没几天，就因中原军民的顽强抵抗而被迫撤走，结果死在北归路上。时值夏日，耶律德光被开膛破肚，用香料和咸盐腌了送往草原，称为“帝粑”。

为什么耶律德光一度占据中原王朝的首都，却没能像幽州那样长期占领下去？他自己在北归路上也有反思，“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诸道括钱，一失也；令上国人打草谷，二失也；不早遣诸节度使还镇，三失也。”

所谓“打草谷”，实际上是那时候草原游牧民族军队惯有的“供给”方式。《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一》就有记载：“胡兵人马不给粮草，遣数千骑分出四野，劫掠人民，号为‘打草谷’。”而“诸道括钱”，意思是地方官搜刮民财，同样是自古以来草原游牧民族袭扰中原的最主要目的。

其实，契丹人已经有了经营中原城市的成功经验，却放着不用，耶律德光的“三失”可谓咎由自取。

得到幽云十六州之后，契丹推行“胡汉分治”，“以国制待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实行“南北面官”制度，以汉官治汉人，管理税收、科举等；以契丹治北方民族，管理畜牧、部族和军事。这样，就避免了由于北方民族入主而经常造成的农业破坏和社会倒退，从而使辽南京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一直延续并发展。

辽对南京城的营建基本延续了幽州城的格局，没有大拆大建，但辽统治者不可能对这座城池没有任何作为。比如《辽史·兴宗纪》载：“重熙五年壬戌,诏修南京宫阙附署。”作为陪都，辽南京还建立了不少馆舍以接待宋、西夏、高丽等国使者。如燕京城南桑干河畔有城南亭，城内皇城之南有永平馆，城东北有望京馆和孙侯馆等。

可惜的是，北京现在留存的辽代建筑已经很少了，京城之内，只剩西二环外的一座天宁寺塔。不过，正因为辽南京对幽州城没有大的改变，幽州又由古老的蓟城发展而来，从东汉到魏、晋、隋、唐、辽，跨越千年的史料，足以断定南京城的城垣方位。

考古专家们基本确认：辽南京的东城墙在今宣武门稍西校场五条、烂缦胡同一线，南城墙在今白纸坊西街至东街一线，西城墙在白云观西土城台至小红庙村一线，北城墙在今白云观的北面、头发胡同一线。

“萧峰进得城来，见南京城街道宽阔，市肆繁华，远胜上京，来来往往的都是南朝百姓，所听到的也都是中原言论，恍如回到了中土一般。萧峰和阿紫都很喜欢，次日轻车简从，在市街各处游观。燕京城方三十六里，共有八门……南院大王的王府在城之西南。萧峰和阿紫游得半日，但见坊市、廨舍、寺观、官衙，密布四城，一时观之不尽。”

这是金庸先生名作《天龙八部》中的一段描写，萧峰、阿紫虽是虚构，辽南京的盛景却符合史实。只是其中有两处疏漏，一是“燕京城方三十六里”，虽然《辽史·地理志》也有这样的记载，但是根据实际考古成果和宋代相关记载，辽南京四至“二十五里”相对可靠。

另外一点，就是萧峰被任命的“南院大王”是辽朝廷的中枢官职，王府不在辽南京，而是在辽国首都上京。

辽共有五京，首都为上京，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是辽太祖创业之地；东京在今辽宁辽阳，辽太宗灭渤海国后所设，初名“南京”，契丹得到幽州后，升其为南京，辽阳改称“东京”；西京在今山西大同，辽兴宗时征西夏失利后所设；中京城在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名城，辽圣宗命燕蓟汉人工匠仿上京城制建造。

辽南京虽非首都，但无论城市规模、繁华程度，还是对辽国的重要程度，都在五京之中首屈一指。这座城市始终是辽第一大城市，也是北方唯一能与东京汴梁匹敌的繁华之地。号称“兵戎冠天下之雄，与赋当域中之半”。

即便是从政治上的重要性来说，辽国把上京作为首都，很大程度上也只是象征意义。辽国皇帝并不常居上京、中京，他与北、南面臣僚和皇族一起，随寒暑、逐水草，巡行于四时捺钵之中。

捺钵，契丹语的译音，意为行营，后被引申为帝王的四季渔猎活动。契丹皇室四时捺钵可不止是游猎，还包括拜天射柳、祭山祀祖、商讨国事、处理政务、接见外国使臣、接纳附属国和附属部族（落）的贡品等政治内容。辽国的政治中心也随着皇帝的行踪转移。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德源认为：“幽州城在辽代成为五京之一,且时间长达近200年,城市的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从唐代城内‘家家自有军人’的军事重镇,演变成作为辽南京的区域政治中心。可以说，北京在辽代已初步具备了作为京师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

澶渊之盟兴百年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辽承天皇太后和辽圣宗进驻辽南京，闰九月起兵二十万，大举攻宋。仅仅两个多月，辽军前锋已兵至黄河岸边的军事重镇澶州城下，宋廷为之大震。

宋真宗急召群臣百官商议对策。很多宋廷官员已经被吓破了胆，有说“请幸金陵”的，有说“请幸成都”的，总之就是赶紧跑。

好在此时宋廷中还有“刚而使气”的新任宰相寇准。他指出“画此策（逃跑）者罪可斩也”，更明确告诫宋真宗“弃宗庙远之楚蜀”行不通。在寇准一番连蒙带吓的鼓动中，宋真宗和重臣只能“车驾北巡”，抵达澶州。

澶州之战，也是宋辽战争史上最高规格的一次战争，双方都是“御驾亲征”，都是倾全国之力。但这时候，双方也都发现，打不动了。

辽国一方，主将萧挞凛在澶州城下中弩身亡，而且辽军长驱直入，为求速度，甚至攻定州、瀛洲未果的情况下就绕路前行。结果把自己置入了腹背受敌的险境。澶州攻城遇阻，进退两难。

宋国一方，在战场上似乎已有优势，但是苦心经营多年的防线已经崩溃，而且此时的宋军，有力守城，却无力也无心与辽军进行大兵团决战。

打不动了，就只能谈判。

宋真宗派遣阁门祗候、崇仪副使曹利用作为谈判代表，前往辽营。

曹利用动身前，宋真宗再三叮嘱他：“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货财，则宜许之。”曹利用问，那最多可以答应给辽人多少钱？真宗说：“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但曹利用出发前，被寇准叫到帐内，寇准警告他：“虽有旨许百万，若过三十万，将斩汝！”

曹利用到了辽营，少不了一番唇枪舌剑、讨价还价。和谈既成，曹利用回澶州向宋真宗复命。当时真宗正在进食，便叫内侍出来问曹利用到底谈了多少钱。曹利用“以三指加颊”。内侍入内报告真宗：“三指加颊，岂非三百万乎？”真宗失声说：“太多！”既而又说：“姑了事，亦可耳。”

待真宗用餐完毕，召曹利用进见。曹利用再三称罪，说：“臣许之银绢过多。”真宗问：“几何？”曹利用说：“三十万。”宋真宗“不觉喜甚，故利用被赏特厚”。

从这段出自《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可以看出宋真宗求和的迫切心态。后人也多以“城下之盟”“丧权辱国”之类的词汇来定义澶渊之盟。

其实，澶渊之盟真没有什么“丧权辱国”的条款：宋辽约为兄弟之邦；北宋每年向辽输送“岁币”“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两国以白沟河为界河。其主旨规定的是宋辽双方息兵言和，各守原有疆界，互不侵犯。

在此前幽云十六州的领土争端中，宋视之为中原之失地，辽则把后周世宗柴荣收复的关南之地也视为失地，双方二十余年的征伐，都有“收复国土”的名义。这次两国以实际控制区域划分国界，而不是之前各自声明的领土主张，不能说哪一方是“割地求和”。

但站在大宋视角，看待澶渊之盟确实心态复杂，一方面，明明军事态势已经占优却求和，“岁币”有赔款或纳贡的色彩，因而多有屈辱之感。另一方面大宋经济为同时代诸国之冠，岁入高达一亿两，但是因为与辽国征战，每年军费就要消耗一半，每年被辽军劫掠的资财也远不止三十万之数。所以，“岁币”又是极为“划算”的。更何况由于宋对辽的贸易是绝对的“顺差”，每年的岁币基本上又流回宋人手里。宋人自己也曾做过一番计算，结论是“虽每岁赠送，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真宗自澶渊之役却狄之后，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

如果把视角放得更高，从中华民族发展史考量，澶渊之盟无疑为历史进步创造了条件。

澶渊之盟之后，北宋与辽和平共处了近一百二十年之久，这在我国古代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关系史上是罕见的，使宋辽共存时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进步、发展与繁荣的重要时期，从而为日后中国实现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澶渊之盟对辽来说，无论哪个方面都是获利者。辽朝统治者自澶渊之盟后，实行休养生息、安业利农政策，使境内的社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史称当时的辽圣宗耶律隆绪为“辽朝盛主”，其实真正的辽代中兴开创者应该是他的母亲萧太后。

萧太后名萧绰，小名燕燕。辽代历朝皇后绝大多数都姓萧。因为萧绰能力太强，影响力太大，以至于提到萧太后一般都默认为萧绰。

萧绰16岁即被辽景宗立为皇后。景宗多病，史载:“燕燕皇后，以女主临朝，国事一决于其手。”辽景宗三十五岁去世，遗诏年仅12岁的长子耶律隆绪即位，是为辽圣宗，“军国大事听皇后命”，萧绰遂开始摄政。直到去世（1009年）前一个月，才将皇权交还于圣宗。

萧太后在辽景宗、辽圣宗两朝理政四十余年，促成了大辽中兴。

澶渊之战和澶渊之盟是萧绰军政生涯中最精彩的一笔。她发兵南征本就带着以战促和的目的，为皇权交接创造一个和平环境。《宋史》记载，“时契丹母（萧太后）老，有厌兵意……且致密奏一封，愿速达阙下，词甚恳激。”“惟后（萧太后）愿固盟好”。作为辽朝的统治者，也是主动进攻的一方，澶渊之盟的缔结与萧绰的主观愿望和努力是分不开的，甚至有可能这一切都在她的计划之中。

萧太后也是在北京城市史上留下最多印记的辽代人物。比如通州的萧太后河。这是北京境内唯一以人物命名的河流，曾经担负辽南京城的物资输送功能，是北京历史上早期运河的代表。虽然简略的《辽史》中没有这条河的任何记载，仅民间相传为萧太后主持开凿而得名，但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上来看，传说属实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契丹人在辽南京城所需的粮食及各种物资，只能从辽东等地调集，走海路运输。具体就是从天津宁河的蓟运河入海口靠岸，换载河船后再循今蓟运河、北运河等，进入辽南京城。萧太后河很可能就在这时候出现，利用当时残留的古永定河河道、经人工疏通整理后，形成了上承蓟水、中连辽南京护城河、下接今北运河（时称潞水）的重要河运通道，承担了辽南京地区与外界的物资运输功能。

有明确记载的萧太后历史遗迹也在通州。

辽代时候，今通州南部漷县附近有一处湖沼湿地，名延芳淀。《辽史》中，辽帝幸延芳淀的记载有六次，均集中于辽圣宗一代，亦即萧太后摄政之时。圣宗统和十三年（995年）九月丁卯“奉安景宗及皇太后石像于延芳淀”，也就是在统和十三年的时候，在延芳淀附近安放了辽景宗及萧太后的石像。难得的是，这一活动在千年以后被考古工作证实——人们在今通州于家务乡吴寺村南发现了辽景宗石像，但耳、足残毁；可惜萧太后像毁于战火。

奉辽使录记风华

澶渊之盟奠定了宋辽百年和好之基石，两国使臣的往来变得非常频繁，宋辽交聘往来的一百多年中，有据可查的北宋先后向辽国遣使130次。使臣名单列出来可谓是“星光闪耀”，有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辙，有写《梦溪笔谈》的沈括，后期还有大奸臣童贯、蔡京……

北宋的使者在完成出使辽国的任务之后，都要向朝廷递交一份出使报告，即奉辽使录。这些使臣饱读诗书，基本都是进士出身，很多人在出使途中诗兴大发，留下了大量创作。比如苏辙，出使辽国一次就写了二十八首诗。

辽南京是他们出使的重要一站，又是他们眼中的中原故地，因而格外留心注意，也极易触动心怀。在他们的笔下，我们能看到一幅生动鲜活的南京风华图景。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路振以贺契丹国主生辰使的身份出使辽国。他所著《乘轺录》是最详尽的奉辽使录之一。其中记载辽南京“幅员二十五里”“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搂，大署其额，有靥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旧时坊名也。”

相对应的是，《辽史·地理志》记载“南京地方三十六里”，根据现代的实际考古成果，路振的记载更为可靠。

除此之外，有鉴于宋辽由战争到和议的过程，宋使们所过之处，大多会有相关的军事见解。沈括的《熙宁使虏图抄》提及辽南京：“而幽为大府，襟带八州，提控中会，将家所保也。”到了京北古北口，军事分析更为明显：“古北之险，虽可守，而南有潮里平碛百余，可以方车连骑……”

除了这些，路振的《乘轺录》还记载了一个“大八卦”：“萧后幼时，尝许嫁韩氏，即韩德让也，行有日矣，而耶律氏求妇于萧氏，萧氏夺韩氏妇以纳之，生隆绪，即今虏主也……萧后少寡，韩氏世典军政，权在其手，恐不利于孺子，乃私谓德让曰：‘吾尝许嫁子，愿谐旧好，则幼主当国，亦汝子也。’自是德让出入帷幕，无间然矣。”

关于萧太后和辽国名相韩德让的私情，这是最早的文字记载。前段时间以萧太后为主角演绎的电视剧《燕云台》，故事架构基本就是这个版本。

路振获知萧太后和韩德让的特殊关系，想必是来自道听途说，但他将其写进出使报告，不是探听风流韵事，而是作为辽国政权核心人物的关系的情报。

路振出使辽国较早，当时的辽南京中居民以汉人为多，民心多南望。路振就记录了这样一件事：“近有边民，旧为虏所掠者，逃归至燕，民为敛资给导，以入汉界，因谓曰：‘汝归矣，他年南朝官家来收幽州，慎无杀吾汉儿也。’其燕蓟民心向化如此。”

他还观察到，辽南京城中“俗皆汉服，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但是八十年之后，同样在辽南京城，作为宋使的苏辙在诗作《其七燕山》中却这样写道：“哀哉汉唐余，左衽今已半。”

左衽、右衽是辨别民族的一个显见因素，汉民族中服饰一般为右衽，契丹民族多会穿着左衽的服装。显然，苏辙看到南京城中已经有一半人穿着契丹服饰。

同样的感慨也流露在苏辙的《其十出山》中：“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在辽国生活的汉人，很明显已经深受契丹影响。

不过，更明显的是契丹人的汉化。辽国官员百姓，都对中原汉儒文化及著名文学人士，表现出强烈的崇拜心理。

苏辙出使前，哥哥苏轼写了《送子由使契丹》，最后一句“单于若问君家事，莫道中朝第一人”，是叮嘱苏辙：辽国国主若是问起你的家世，可别说朝中第一等人物只在苏家门庭。殊不知，“三苏”之名在辽国早已闻名遐迩。

苏辙出使契丹的这一年，苏轼的诗集《眉山集》刚刚刊印不久，结果在奉使途中，苏辙看到了契丹人翻刻的《眉山集》，这种速度，不亚于当代人的盗版！

听说宋朝来的使臣竟然是苏轼的亲弟弟，契丹人纷纷上前来打听苏轼的情况。这也就是苏辙《十三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中的：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

从苏辙的《奉使契丹诗二十八首》，可以清楚看到思想活动的变化。初入辽境，充满了对异乡异族的陌生感，也表现出对辽的轻视和拒斥。在进入辽地后，苏辙对异族民众有了切身的接触和了解，开始以欣赏的眼光看待异乡的景物与习俗，并开始赞扬“久安和好”。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辽国事物都被苏辙接受，比如饮食。直到出使返回宋境，苏辙作了一首《渡桑干》，仍在抱怨“腥膻酸薄不可食”，只有“羊修乳粥差便人”。这大概是不少宋使的同感，即便不像苏辙一样写出来，也留下了在辽境四下寻找猪肉、或者刚回国就找饭店大快朵颐的逸闻。

路振在辽南京城内曾受到盛宴款待，他详细记载了宴会上的饮食，口味如何未表，倒是餐具印象深刻：“大阉具馔，盏斝皆颇璃，黄金扣器。”颇璃也就是玻璃，玻璃器皿在今天是司空见惯之物，然而在当时则是十分罕有和珍贵之物。据考古发现，辽代的玻璃器皿大多来自西方伊斯兰世界。王钦臣出使辽朝，也目睹了未曾见过的精美玉杯。“昔使契丹，戎主觞客，悉以玉杯，其精妙，殆未尝见也。”可见，辽国贵族的奢华生活，只怕比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

“倒戈名将”献燕京

宋与辽虽然和好百年，但是宋对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夙愿其实从未断绝，只是有心无力。毕竟一纸盟约的安全感，远比不上虎视华北平原的契丹铁骑带来的威胁感。

北宋末年，长期受辽朝统治的女真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接着便以摧枯拉朽之势向辽展开了进攻。这下让北宋朝廷看到了机会。

宋徽宗在宣和二年（1120年），派人从海路与女真联系，订立海上之盟：两国合兵攻辽，金人攻中京大定府，宋取南京析津府。事成之后，幽云十六州之地归宋朝，宋则把每年输辽的“岁币”给金。

这个引虎拒狼之策的最终结果众所周知，辽为金、宋所灭，随后金又灭了北宋。可叹的是，宋代统治者一点儿不长记性，到了南宋末年，又如法炮制，与更凶狠的元合作灭了金，自己又被元所灭。

于燕京这座城市而言，在宋、金、辽三国角力的过程中，确实短暂地被宋收回过，被改为燕山府，只是仅仅只有两年时光。

在这个过程中，著名的“倒戈名将”郭药师，成了决定燕京归属的关键力量。

郭药师渤海铁州（今辽宁省盖州市）人。辽末年，女真崛起，辽国内也是叛乱丛生，天祚帝募集辽东饥民为兵，取“报怨女真”之义称之为“怨军”，后来又改名“常胜军”。郭药师是“常胜军”首领。

宋、金南北攻辽之时，郭药师率“常胜军”驻守涿州。这时候的宋军，很符合现代网络上评价战斗力低下的流行词——“战五渣”。北方的金军势如破竹，一路风卷残云；南方的宋军面对风雨飘摇之际的辽军，居然在白沟边境就一战即溃。

但是，不久之后，郭药师因为与辽当权统治者生隙，率部以涿、易两州降宋。这是郭药师的第一次倒戈，对新主大宋很是卖力。

宋辽两军主力在永定河对峙之时，郭药师率奇兵绕道固安、安次，化妆混在进入南京城的草车行列里，夺迎春门而攻入南京。

只是，郭药师的“常胜军”毫无军纪，纵兵抢掠，且扬言杀尽南京城内契丹人，因而遭到了坚决抵抗，血战三日。辽军主力回援又至，郭药师仅与少数人得脱。

这次奇袭南京的计谋不可谓不高，但还是功败垂成。宋军主将刘延庆不但没有提供必要的支援，听到郭药师败讯后更是烧营自溃。辽军进击，宋军再次大败。最后，还是金军自居庸关南下，攻入南京城。

以宋军拿不上台面的“战果”，金人绝不肯按照海上之盟的约定交付幽云十六州，只给了南京及蓟、景、檀、顺、涿、易等山前六州。非但如此，金人还索要辽降将郭药师及所部“常胜军”。

“常胜军”虽然归降不久，却是宋朝为数不多的能与辽军一战的军队，宋朝怎能割舍，于是主动提出，凡幽州境内家财在一百五十万贯以上的富裕人家，都可以交给金人迁到关外，以此交换“常胜军”。

于是，金人彻底破坏了南京城的城墙、楼宇，席卷所有财物，又掳掠了三万余户人口北去。留给大宋的，不过一座空城，“城市坵墟，狐狸穴处”。

宋朝把南京改称为燕山府，设广阳郡。对郭药师更是恩宠有加，封检校少保、同知燕山府。宋徽宗还亲赐他两个金盆及一件御珠袍，命其率领常胜军镇守燕山府。

宋金的海上之盟只是基于夹攻辽的短暂同盟，一旦辽亡，宋金直接交界，战争也就不可避免。宋收回燕京仅仅两年后，1125年，金兵分东西两路大举攻宋。

金东路军直奔燕山府而来，与郭药师“常胜军”在三十里的漫长战线上一场鏖战。“常胜军”惨败，燕山府再无军力可守。

郭药师败回燕京城，再次倒戈。他扣押了不愿投降的燕山知府蔡靖，出城向金人投降，簇拥金兵进入燕京。这之后，郭药师又“尽职尽责”地充当起金攻宋的向导和参谋，帮着金军一直打到汴京。

“郭药师者，辽之余孽，宋之厉阶，金之功臣也。以一臣之身而为三国之祸福，如是其不侔也”。正如《金史》的这段论述，郭药师以一人之身而仕三朝，屡屡为变，对三个朝代的兴亡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谓时代的特殊产物。不过，这位“功臣”最终也没有得到金的信任。《大金国志》载：“大金虽以权宜用之，其心岂不疑之哉？始夺其常胜军并器甲鞍马散之，继夺其家财没入之，药师得不死幸矣。”

在宋、金、辽三国逐鹿、生死搏杀的乱世中，燕京的归属和郭药师几乎同步，他也在燕京的两次易主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实，即便没有郭药师反复无常的临阵倒戈，燕京也注定会被金人所据，甚至可能更早、更方便地归属金国。

从幽州，到辽南京，这座城市由北方军事重镇晋升为王朝陪都。到了金国，这座城市成了金中都，八百年的建都史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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