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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始建明朝，都城定于南京。后来明成祖朱棣在位时，把都城迁到了北京。朱棣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实行迁都的，迁都北京具有什么意义呢？

定都南京的利弊

要说明朱棣迁都北京的原因及其意义，先要了解朱元璋定都南京的背景及其利弊。

在元末农民战争中，朱元璋是以应天（今南京）为基地发展他的势力，并在应天称吴王的。洪武元年（1368）正月，当其北伐军攻下山东，即将攻取元大都（今北京市）之时，他也就在应天即皇帝位，建立起明王朝。但是否把应天定作明朝的都城，他一直犹豫不决。都城的选择，一般都要把军事、经济和地理条件等各种因素结合起来考虑。应天背靠钟山，面临长江，龙蟠虎踞，形势非常险要。它所在的江南地区，又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重心，不仅盛产粮食，而且拥有发达的纺织业、制盐业和繁荣的商业，所谓“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丘濬：《大学衍义补·都邑之建》），经济条件也很优越。但从军事的角度来考虑，应天的位置偏于江左，距离对元朝作战的北方前线太远，不便于朝廷部署军事和指挥、调动部队。

同时，朱元璋还认为，历史上在此地建都的东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六朝都“折数不久”（刘辰：《国初事迹》），这也是不吉利的。因此，大臣们便提出建都汴梁（今河南开封）的建议，朱元璋即于洪武元年三月亲赴汴梁作实地考察。考察后，他觉得汴梁地处中原，位置适中，决心在此建都，但感到这里无险可守，是个“四面受敌之地”（《国初事迹》），又决定把应天也定作都城，实行古已有之的两京制。八月，下诏以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天子于春秋往来巡狩。

但是，就在诏书颁发的第二天，北伐军攻克大都，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还要不要在汴梁建都呢？朱元璋“会议群臣”，大臣们鉴于北方蒙古贵族的残余势力尚未消灭，仍主张在中原建都，并提出几种不同的方案：“或言关中（指长安）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京，漕运方便；又言北平（大都攻克后改名北平府）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

朱元璋认为这些意见都有合理之处，但又都不适应当前形势，说：“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所建国，但平定之初，民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元之宫室不能无更作，亦未易也。”（《洪武实录》卷四五，黄光升：《昭代典则》）他另外提出在南京及其故乡临濠（今安徽凤阳）建都的方案，认为南京“长江天堑，龙蟠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可作都城，但它“去中原颇远，控制（北方）良难”，而离中原稍近的“临濠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以它作为中都，可补救定都南京的不足（《洪武实录》卷四五、八〇）。尽管刘基一再指出“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明史·刘基传》），但朱元璋的左右大臣都是江淮子弟，留恋乡土，皆一致拥护朱元璋的方案。

从洪武二年（1369）九月起，朱元璋便在临濠大兴土木，营建中都。这项工程持续了六年，终因力役供给都要仰给江南，劳费太甚，民不堪命，发生了工匠的反抗事件，不得不半途停罢。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下诏改南京为京师，商议了十年之久的定都问题才算解决了。

在南京定都，可以免去另建新都的大量耗费，又能就近从江南地区取得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供应，这是有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是远离北方，不便于对付蒙古贵族残余势力的侵扰。元朝的统治被推翻之后，元顺帝带着一帮大臣逃出大都，“旋舆大漠，整复故都“，“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明史纪事本末·故元遗兵》）。他们图谋恢复对中原的统治，经常派兵南下骚扰，对明朝构成严重的威胁。

针对这种状况，朱元璋在北方边境沿长城一带，遍置卫所，屯驻军马，加强防御，并在平定辽东后，置北平行都指挥使司于大宁（今辽宁宁城西），东与辽阳、西与大同相应援，作为北方的三大要塞，重点扼守蒙古骑兵南侵的要道。同时，在分封诸子为藩王时，朱元璋又特地将九个儿子封在长城内外，东自辽阳，西至甘肃，设置辽、宁、燕、谷、代、晋、庆、秦、肃九个封国。他授予这些藩王以雄厚的护卫兵力和军事指挥大权，以此来弥补都城远离前线、朝廷指挥困难的缺陷。

不过，朱元璋尽管采取了各种补救措施，但因都城偏处江左，仍不免有鞭长莫及之虞。在晚年，他还拟迁都长安或洛阳。洪武二十四年（1391），特派皇太子朱标巡视西北、绘制关、洛形势图。不料太子回来即病死，朱元璋只好打消了迁都的念头，伤心地说：“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

明成祖的迁都决定

明成祖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洪武三年（1370）被封为燕王，十三年（1380）就藩北平。他“智勇有大略”（《明史·成祖纪》），就藩后数从备边北平的开国名将徐达学兵法。徐达死后，开国大将因受胡惟庸、蓝玉两案牵连多遭诛戮，朱棣遂与秦、晋二王并当北方边防之任，屡率诸将出征，并奉命节制沿边兵马，从此威名大振。他拥有一支十万人的护卫武装，是诸王中实力最强的一个，早有继承皇位的欲望和野心。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朱元璋病死，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朱允炆感到“拥重兵，多不法”（《明史·黄子澄传》）的诸王对他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与大臣齐泰、黄子澄谋议削藩。到建文元年（1399）六月，已先后削废了五个藩王，接着准备向燕王开刀。

朱棣早就预谋夺位，遂于七月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援引朱元璋《祖训》关于藩王有权向朝廷索取奸臣的规定，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号为“靖难”。经过三年多的战争，他攻入南京，夺到皇位。永乐元年（1403），诏“以北平为北京”，“称为‘行在’”（《明史·成祖纪》、《明史·地理志》）。他即位后，为防备其他藩王仿效其办法起兵“靖难”，动摇他的统治，因此继续推行朱允炆的削藩政策，将诸王削的削，迁的迁，废的废，使之再也没有力量与朝廷抗衡。

这时候，北部边境的形势出现了新的重大变化。朱棣实行削藩，尽释诸王兵权，并将拥有“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明史·宁王传》）的宁王从喜峰口外的大宁徙往南昌，将谷王从宣府（今河北宣化）迁至长沙，这就大大削弱北方的防御力量，造成了边防的空虚。特别是由于在靖难之役中，宁王所属兀良哈朵颜三卫的骑兵从征有功，朱棣又尽割大宁地给朵颜三卫以偿其劳。三卫地自辽、沈至宣府几三千里，此地一割，北平失去了东北屏藩，辽东与宣府之间的防线也被切断，互相不能应援，对边防损害尤其严重。因此，如何加强对北方蒙古贵族残余势力的防御成了一个紧迫的问题。但在东北，明朝却成功地招抚了黑龙江下游女真等各部。

永乐元年，朱棣派邢枢等人往谕奴儿干，招抚吉烈迷诸部，次年命置奴儿干卫。后又继续派人招抚“奴儿干等处来归野人（女真）”（《永乐实录》卷六一），归服后便建置卫所，东北全境遂尽入明之版图。在西北，永乐元年，朱棣派亦卜刺金等招谕哈密，使之归附明朝，四年（1406）设立哈密卫。此外，朱棣还在嘉峪关外，设沙州卫、曲先卫和赤斤蒙古千户所（后升为卫），连同洪武年间设立的安定、阿端、罕东三卫，合为关西七卫。七卫的建立，对维护西北边疆的统一，防御蒙古贵族残余势力的入侵，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如何加强对东北、西北的经营和控制这个问题，也就突出地显现出来。

应当怎样适应北部边境出现的新形势？怎样解决面临的上述问题呢？朱棣采取的重大步骤是迁都，即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方去。地点就选择在北京。这是因为北京是朱棣亲自经营多年的根据地，是他的龙兴之所。还因为北京具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诚如孙承泽所说：“幽燕自昔称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真定以北至于永平，关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黄花镇险阨尤著。会通漕运便利，天津又通海运，诚万古帝王之都。”（《天府广记》卷一，《形胜》）于是，在永乐四年闰七月，朱棣便下诏，遣工部尚书宋礼等分赴各地督民采木，烧造砖瓦，并征发各地工匠、军士、民丁，“期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明史·成祖纪》）。准备待营建完工，迁都北京。

营建北京与正式迁都

然而，北京的营建工程并没有如期动工，不久连采木也停了下来。这是因为，当时还不具备大规模营建北京和迁都的条件。

历时三年多的靖难之役，对社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战争期间，“中原无辜赤子，困于道，迫于输，民不聊生，日甚一日。”（《明朝小史·建文纪·机密奏》）战争过后，“淮以北鞠（尽的意思）为茂草”（《明史·食货志》），田园荒芜，经济凋敝，国家的财政收入大为减少。洪武二十四年（1391），政府收入的税粮达32278983石，布帛达646870匹，至靖难之役结束时的建文四年（1402），税粮只有30459823石，布帛56744匹（《洪武实录》卷二一四、《永乐实录》卷一五）。此后，朱棣采取了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政府的财政收入虽然有所增长，但又发生了下面的几件事，使财政的支出大为增加。一是皇后徐氏在永乐五年（1407）死去，朱棣为之营建昌平寿陵，十一年葬徐氏于长陵后，长陵的营建仍在继续，至十四年（1416）三月才告竣工。二是与越南之间发生了连年的战争，接着又与蒙古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永乐七年（1409）派丘福率精骑十万北征，次年朱棣又“自将五十万众山塞”（《明史·鞑靼传》），征讨鞑靼。永乐十二年，朱棣又“发山东、山西、河南及凤阳、淮安、徐、邳民十五万，运粮赴宣府”（《明史·成祖纪》），亲征瓦刺。

营建长陵和连年的战争，都耗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明朝政府更难以筹集营建北京所必需的巨额资财和工役。同时，当时北方的粮食不能自给，必须仰给江南。但会通河“岸狭水浅，不任重载”（《明史·宋礼传》），在洪武二十四年黄河决口后更是淤塞不通。漕运既无法进行，而陆运又十分艰难，海运则更有风波之险。在漕运问题解决之前，北京的粮食和物资供应缺乏保证。这样，营建北京的计划就只得推迟了。

过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营建北京和迁都的物质条件才逐渐成熟起来。

首先，是生产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出现繁荣的景象。朱棣夺位后，继续推行朱元璋的移民屯垦政策，特别是移民到北京屯垦，加强对北京地区的经济开发，如永乐元年“发流罪以下垦北京田”，“徙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京”，二年、三年各“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十四年“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今河北怀来西）”（《明史·成祖纪》）。此外，还采取措施赈济水旱灾区，特别是靖难之役的被灾地区，如建文四年诏：“山东、北平、河南被兵州县，复徭役三年，未被兵者与凤阳、淮安、徐、扬三州蠲（juān，减免）租一年，余天下州县悉蠲今年田租之半”，永乐元年“命宝源局铸农器，给山东被兵穷民”（《明史·成祖纪》），二年“命太仆寺给山东屯牛”（《明会典》卷二〇二）。这些措施的执行，使生产较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的财政收入因而大量增加。到永乐十一年（1413），政府征收的税粮达32352244石，布帛达1878828匹（《永乐实录》卷一四六）。《明史·食货志》载：是时“屯田米常溢三之一”，“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这就为营建北京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其次，会通河已经得到治理，可以通漕转输。永乐九年（1411），朱棣采纳济宁州同知潘叔正的建议，命工部尚书宋礼督疏会通河，兼治黄河，由是“运道以定”《明史·河渠志》）。十三年（1415），又命总督漕运的陈瑄开凿清江浦，打通淮河与淮南漕河的阻塞，“由是漕舟直达于河，省费不訾”（《明史·陈瑄传》）。这样，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又复畅通，载重三、五百石以至千石的漕舟可以顺利地往来航行，江南的粮食和丝绸布帛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往北方，北京的供应有了保障。营建北京的时机来到了。

永乐十四年八月，朱棣下令在北京“作西宫，为视朝之所”（《永乐实录》卷102），揭开了营建北京的序幕。八个月后，西宫建成，为营建北京的宫殿腾出地方，下一步就准备着手大规模营建北京。为慎重计，朱棣于永乐十四年十一月特地在南京召集文武群臣讨论营建事宜，群臣一致上疏：“北京乃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宜敕所司营建。”（《明通鉴》卷一六）营建之议遂定。

永乐十五年（1417）六月，北京的营建工程正式动工，“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徐学聚：《国朝典汇·工部·都邑城池》）。工程主要分为京城、皇城与宫城三个部分。京城也叫内城，大体上取元大都的南部，而将南边的城垣向南拓展二里多。皇城基本上取元城的旧址。宫城又叫紫禁城，里面是宏伟的宫殿。由于元宫已在洪武时拆除，这些宫殿实际上是重新建造的，它们虽仿自南京，但更加壮丽。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万优秀工匠和上百万民工，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和高超的建筑技术，经过三年半的艰苦劳动，终于把北京建造成一座雄伟的城市。

永乐十八年（1420）九月，在营建工程即将完成之前，朱棣下诏自明年起改北京为京师。十二月，北京的宫殿建成。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朱棣御奉天殿受朝贺，把都城正式迁到了北京。迁都之后，南京成为“留都”，南京诸司的设置继续存在，称为“留守”。北京与南京，并称“南北两直隶”。时人称：“并建两京，用南京之财赋，会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大学衍义补·都邑之建》）

朱棣迁都北京，这是明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迁都北京后，“以天子备边”，大大加强了北方的军事力量。这对于维护北方边境的安全，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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