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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毕业的，在校四年，掌握了写实造型的能力，就是这点基本功，成为我的优势，抑或说从艺的前提。在“艺术为人民”的时代里，我当编辑、当创作员、当教师，画连环画、画宣传画、画组画、画插图，后来还阴差阳错搞起木刻版画，就这样干了一辈子。可以说，我们这代人是新中国培育的第一批美术工作者，主要起的是基石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频繁起来，人们纷纷求新求变。这也促使我开始思考，不过还是实在一些为佳——能走好自己的路已经很不容易了，尽力而为吧。我坚持写实的路子，艺术只有好坏之分，没有新旧之别。国外那些好的内容，能吸收的就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去吸收，毕竟国内灿烂的文化成果，已让我有望洋兴叹之感了。我临摹过《八十七神仙卷》，临摹过陈老莲、任伯年的人物画，临摹过敦煌莫高窟、永乐宫和永泰公主墓室的壁画……在广阔的艺术海洋里，我尽情地欣赏、探索。我觉得自己的感性多于理性，一旦有所思所感就写出来，因此留下了不少文集和著作。

始料未及的是，最后我会致力为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保护、传承与发扬而奔走。身处新旧交替、剧烈变革的时代，眼见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因民俗的改变而走向濒临消失的境地，发源于心的责任感促使我在中央美术学院首创“民间艺术系”。

其实，这也是性情所致，虽然后来一心扑在教课、下乡上，搞创作的时间少了，但我无怨无悔。

我知道自己只是尽一份力罢了，不仅对中国传统民间艺术，还有中国现代木刻版画。凭着自己的写实底子，我创作过各类题材的木刻版画，尤其是人物肖像，殊不知很多事的出现都是机缘巧合——

1948年，我本来是打算去南京投考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在北京碰见老同学王家树，他拉着我报考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没想到就这么考上了。在美术系学习的第一学期，我的预料图案作业竟然获了奖，就这样学下去，还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随后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

上学那四年，我是十足的“文艺青年”，舞蹈队、合唱团都由我打头阵，在1950年4月1日庆祝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的晚会上，我还导演并主演了一部小歌剧，受到徐悲鸿院长和欧阳予倩院长的表扬；欧阳院长动员我转到中央戏剧学院学习，徐院长代我拒绝了，我已决定安心学画。那会儿，我对版画一无所知，自然谈不上喜欢，更何况中央美术学院尚未开设版画专业。

1954年，我在重庆遇到了老同学李焕民和宋广训，当时他们已经开始创作木刻版画了，动员我也加入进来，我随即答道：“我喜欢色彩，绝不会搞木刻。”未料就在第二年，我到河北饶阳耿长锁农业合作社收集资料，由此画了一套组画，其中一幅表现放羊的画我觉得很适合做成木刻版画，便找了几把刻刀，邹雅到荣宝斋给我借来一块梨木板子，我就刻了起来。虽然周围都是大版画家，如力群、古元、彦涵、邹雅、沃渣等人，但我没有请教他们，还自己琢磨着套了一色，印制出来。这幅木刻版画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1956年参加全国青年画展时又获了奖，许多刊物将其选为封底或插页，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变成“版画家”了。

后来我创作了套色木刻版画《武汉之夜》《春日》，在发表后被印制成独幅画。我体会到木刻版画的乐趣所在，又创作了一套十余幅的延安题材木刻组画。当时我的木刻版画都以套色为主，对黑白木刻版画的实践，是走上教学岗位后才开始的。

1958年，我到河北遵化劳动一年，后来，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钱俊瑞把我调到政策研究室，担任新成立的《新文化报》的美术编辑，工作不多，我就利用业余时间创作木刻版画和宣传画。其中《公社突击队》参展时，在《美术》杂志任主编的力群赞扬道：“自行车入版画，这是首创。”我很意外。

还有一幅《毛主席在工地上》。当我看到1958年5月25日中央领导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的新闻报道后，十分感动，便创作了这幅木刻版画，还套了两色；当时，版画界尚未有人创作过以毛主席为主题的作品。这幅《毛主席在工地上》被我压在箱底四十六年，一直没有展示、发表，甚至连我自己也忘了。2005年中央美术学院举办“杨先让木刻版画回顾展”时，我的女婿马路发现了它，将其取出参展。同班同学丁午参观完展览对我说：“那幅《毛主席在工地上》最好。”

1960年，我调回中央美术学院任教。三年后，我参加第一期农村文化工作队，赴山西文水半年多。文水是刘胡兰的家乡，刘胡兰纪念馆就在云周西村的大庙里，那是她牺牲的地方。我参观了纪念馆，被刘胡兰与其他六位烈士的英雄事迹深深震撼，打算为这七位烈士创作一幅木刻版画《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我开始访问烈士的亲属和战友，特别是刘胡兰的父亲刘景谦、继母胡文秀；由于没有照片，我只能根据每位烈士的形象描述反复画像，请家属来审查。

定稿那天的场景，令我永生难忘，当我打开画稿时，喊儿的、叫哥哥的，哭声一片。刘胡兰的父亲就蹲在那里啜泣……

后来，我从集市上买了一块梨木菜板，用刨子刨平，刻了起来。第一版我不满意，过了一年又重刻一版。“文革”时，造反派将那块木板砸碎，扔在垃圾堆里，“文革”结束后，学校的老木工郭师傅给我拿来一条木板，竟然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七位烈士头像的部分，它被保留下来了，真幸运！

1975年大庆油田要办展览，急需美工，便同中央美术学院交涉，派画家前去支援。院里决定抽调八位教师，由侯一民带队，队员有梁树年、李行简、黄均、李桦、梁栋、罗尔纯和我。侯一民创作了《铁人学毛选》，李桦、梁栋创作了《运输队》，《会师大庆》分给我了，那正是我所求的——表现全国石油战线工人相聚的大场面。

时间紧任务重，《会师大庆》要在半个月内完成。虽然这张画表现的场面大，可木刻版画创作有自身的特点和局限，我选了一张五合板，不能再大了。

我满怀激情，废寝忘食，日夜赶制，初稿审查顺利通过。就这样趴在板子上画、坐在板子上刻，还得水印套色……记得完成最后一刀时，我还没过够瘾。后来《会师大庆》参加了全国美展，北京举办全国工业大展时，需要有工业题材的作品，负责人石峰到中国美术馆挑作品，他说：“跑遍了三层楼，只有这幅《会师大庆》最合适。”于是把我调去，将此作放大成水墨画，长近两米、宽一米二，挂在会场之首，得到谷牧副总理和余秋里副总理的肯定。

至于那块木板，印足了版画后，放在家里没地方，又担心潮湿毁了它，干脆从大街上找来一位串街招揽生意的木工，花四十多元请他将木板打成一件立柜。于是，那块木板摇身一变，成了别出心裁的艺术品。

1977年，我创作了木刻版画《怀念周总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独幅画，共三种尺寸；王府井新华书店销售独幅画时，每人限购六幅。天安门前纪念周总理的花圈中，摆着许多镶好的《怀念周总理》，《人民日报》以及其他一些刊物也发表了这幅作品。曾经有人问我稿费是多少，当时稿费制度尚未解冻。

2011年，我创作了木刻版画《梁漱溟》，那是我的“封刀之作”。我以此作表达了对梁漱溟的敬仰。

一转眼，我和木刻版画打了半辈子交道，刀在木板上行进的声音，美极了……

至于我的彩绘，和木刻版画不一样，是自然而然走到这一步的。

初学绘画那会儿下乡收集素材，我需要背着沉重的大油画箱，画了小油画写生后，得钉在招待所的墙上晾干。某天回来一看，墙上的写生都不翼而飞，别人说是被开“三级干部会”的村干部取走了，岂有此理。我干脆带水墨工具下乡，既轻便又省事。几十年来，我练就了在宣纸上、皮纸上画画的能耐，也练就了书法的本领。再说了，总不能带着木板和刻刀下乡写生吧，能画、会画很重要。

画画总要有自己的特点，与别人拉开距离，用中国传统的笔墨画西方光色写实的物像，再加点版画线条和黑白效果，“四不像”，暂且称为“彩绘”了。

1984年在美国费城市中心的曼果画廊，展出了我的彩绘作品，展览很成功，到第二年，就有台湾收藏家点名要我和妻子张平良的花卉和风景彩绘。后来中央美术学院要举办教师作品展，中国美术馆来挑作品，最后只选了三幅，其中就有我的《葵》；中央美术学院教师的作品赴香港展出，我交了一幅“宋女”题材的彩绘，艾中信看后惊讶地问：“这是谁画的？”只可惜这幅画在香港被盗了。

从中央美术学院退休后，我到美国住了一段时间，办画展时除木刻版画（并无新作，儿子讽刺我“又把冷馒头拿出来馏一遍”），还拿些彩绘作品展出，外国人感到新鲜，我也借此聊解对故土的思念。祖国大江南北的景色，只有在他乡画起来才情更浓，在国内，我不会有太大的表达冲动和太多的精神投入，因为一直处在这片乡土的包围中，“当局者迷”。

2009年，广东美术馆举办“印记时代——杨先让版画彩绘作品展”，展出了三十多幅彩绘作品，我特请广州美术学院的老同学郭绍纲、袁浩、郑爽、王丽莎前来参观，问他们的感受，都说“新鲜，少见”。

十二年过去，中国美术馆刚刚举办了“艺苑相索——杨先让艺术捐赠展”，不知参观过展览的观众和同行有何感受？我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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