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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光无限的北京颐和园有口皆碑，世界闻名。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这湖光山色的昆明湖旁，曾经出现过一所专门培养八旗子弟的海军学堂。更鲜为人知的是，130余年前的清朝统治者正是以开办“京师昆明湖水操内外学堂”为幌子，挪用大量海军经费去修建颐和园。

真实的历史是，这所海军学堂获准开办于1886年，是继1866年开办“福建船政学堂”和1881年开办“天津水师学堂”之后，清朝官办的第三所海军学堂。由于这所学堂直属海军衙门，所以也叫“海军内外学堂”。最为关键的是，这所开办在京师御苑内的海军学堂其实寄托着一场满清贵族的“海军梦”。颇有意味的是，由这座学堂走出的几位毕业生，在后来满清的海军中也担任重要位置。而在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中，他们也受命去配合陆军参与镇压。但最终，海军官兵倾向了革命，因此有了中国近代海军史上著名的“九江起义”。

今年恰逢“辛亥革命”爆发11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时段，若是去到昆明湖西岸的“水操学堂”遗址，重温发生在清末的中国近代海军兴衰轶事，梳理其中的是是非非，不失为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满清昆明湖水操学堂始末

一 慈禧太后的暗心思

昆明湖属于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的清漪园一部分，充其量也就是一个风光绮丽的景观湖，和海军学校通常所濒临的大海、大江相比，只能算作“一勺水”。然而在清末的建立西式海军“热剧”中，昆明湖却扮演了一次“大清满族海军人才”培养基地的角色。赋予昆明湖这个角色的“导演”，则是当时清朝最高统治阶层中的一些核心人物，包括：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1835—1908），还有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1840—1891）。

奕譞在1885年受命组建海军衙门，接手总理海军事务大臣一职后，于1886年（光绪十二年）5月代表清朝统治者赴天津，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检阅了已经正式成军的北洋水师。新式海军的威力显然给奕譞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作为满清权贵的代表，有一种状况也引发了他的深深忧虑：原来北洋水师控制权实际上是被掌握在汉人手中。于是在经过一番积极谋划之后，奕譞于当年的9月14日给慈禧太后上了一道《酌拟规复水操旧制参用西法以期实济》的奏折，其中写道：

“臣奕譞、善庆此次查阅北洋，于武备、驾驶、管轮各学堂悉心研考，见其地理、戎事、测量、算化等学，有条不紊，实足为济时要务。因思八旗之众，聪颖骁健者实不乏人，只为见闻所囿，虽具美质无可表见，亟当乘时教练，预储异日将材，庶不负皇太后体念时艰之至意。……查健锐营、外火器营本有昆明湖水操之例，后经裁撤。相应请旨仍复旧制，改隶神机营、海军衙门会同经理，并由北洋大臣酌保通晓洋务文武数员来京俾资教练……”

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有两点：一是，八旗子弟虽然“聪颖骁健”，但是见识太浅，徒有其表，跟不上时代潮流，亟须尽快教练，为今后满人掌管海军储备将才；二是，大清朝本来就有“昆明湖水操”的惯例，所以请太后下旨恢复旧制，同时批准海军衙门开办学堂，由北洋水师派人来京教练。

奕譞在这里所说的“昆明湖水操之例”，指的是始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的昆明湖定期水上操演。据说，那时的乾隆皇帝每年在昆明湖上以八旗特种部队“健锐营”中的船营，习演驾船水战技术。参加水战的还有天津、福建各水师营选送的教习、水手百余名，战船十多艘，带有一定的军事操演和政治象征意义。但是这种水上操演早已随着清朝的由盛转衰而不复存在，具体何时取消没有记载。在时隔一百多年后，奕譞搬出乾隆爷的旧制以期达到某种政治企图的做法也算是绞尽脑汁了！

据史料记载，在奕譞上奏的当天，慈禧太后便迅速采纳了他的建议，发布懿旨：“准海军衙门奏请规复水师旧制，参用西法，复京师昆明湖水操内外学堂。”当天上奏、即行批复，效率之高，实属罕见。不难想象，慈禧太后在对待这样一件大事上能有如此之快的反应，要么是事先有过充分的沟通，要么就是在某种企图方面有着高度的默契。那么，在开办“昆明湖水操学堂”这件事的背后，究竟有什么利益能让慈禧如此动心呢？

其实，奕譞建议的恢复“昆明湖水操旧制”和开办”昆明湖水操学堂”，与那些以引进“西学”、巩固海防为办学宗旨的新式海军学堂性质根本不同。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情况来看，这不过是奕譞凭借其丰富的政治经验，特别是对慈禧太后心思的准确揣摩而进行的精心算计，可谓“一石三鸟”。其一，实现培养八旗海军人才以争夺未来海军控制权的深刻用心；其二，利用在昆明湖畔建设水操学堂的“立项”，冠冕堂皇地为慈禧太后建造颐和园挪用海军经费；其三，在那个历史时点上，光绪皇帝载湉（1871—1908）及其生父奕譞作为晚清权力博弈中的一方，希望通过给慈禧太后准备一个让她称心满意的善后安置，为光绪摆脱“垂帘听政”、尽早顺利接掌最高统治权力铺平道路。

由此可见，作为慈禧太后而言，她最看重的是能够借着开办“水操学堂”的名义，尽快实现她处心积虑重修“清漪园”的目的。原来，这才是“高效率”背后的动力。事实上，慈禧借助奕譞、奕劻这前后两任海军衙门总理事务大臣操办挪用的巨额海军经费，虽然最终没能全面修复“清漪园”，但将其主要部分建成“颐和园”的企图还是实现了。而与修建颐和园的庞大规模相比，偏于昆明湖一隅的水操学堂反而成了小小的陪衬。这种偷梁换柱的腐败手段造成的极其恶劣后果，无疑是为日后北洋海军的覆灭埋下了祸根！

二 变相的昆明湖御用船营

由于得到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高度关注，昆明湖水操学堂的开办可谓“一路绿灯”。仅仅在获批开办的几个月之后，一座有着219间校舍的八旗海军学堂就在昆明湖西北侧的原清漪园废墟上建成了，并且在1887年1月8日举行了开学典礼。

昆明湖水操学堂的课程设置和学堂规制基本仿照了天津水师学堂的模式，学堂分为内学堂和外学堂，学制为五年。内学堂主要学习西法测算、天文、驾驶等航海技术课程，外学堂则主要侧重于行船、布阵及施放枪炮等技术的基础学习与训练。从教学内容的设置和主持官员的级别看，内学堂的地位要高于外学堂，内学堂学生是学堂的重点培养对象。

根据奕譞的设计，学生的来源是清一色的满族八旗子弟。但是第一届招收的60名学生中并没有一个是满族官宦子弟，而是从皇家近卫部队健锐营、外火器营中挑选的有一定文化基础、年力精壮的八旗官兵子弟。这也反映出在清朝入关二百年后，满族贵胄后代在长期的养尊处优中早已失去了他们先辈那种南征北战的锐气，因此根本无人愿意参加海军去过“战风斗浪”的艰苦生活。这一点或许从根本上就让奕譞的设计最终归于破灭。

水操学堂是海军衙门的直属机构，设总办、帮总办、管带、提调等官员进行管理，教习（教师）则由北洋大臣李鸿章（1823—1901）拣选精通西学的人才和金州水师营的军官担任。曾先后在水操学堂担任过总办的有：潘骏德、王福祥、宜霖；担任过帮总办的有：惠年、德峰；担任过提调官的有：奎昌、联魁、瑞沅、载林、常瑛；担任过管带官的有：桂祥、祥普。非常讽刺的是，这些官员没有一个具有海军背景，他们只把水操学堂看作是清朝官场上的补缺衙门罢了。

由于水操学堂的全部学生及绝大多数官员都是满人，所以当时“海军圈”里都将其称为“贵胄学堂”。这一说法有些言过其实，从“出身”上看这所学堂的学生并不特别高贵，但学堂官员中倒确有不少是来谋肥差的皇亲国戚，比如：桂祥就是慈禧太后的亲弟弟，载林则是宗室（皇族），德峰也是和硕额驸（亲王之婿）。由此可知，凭借这样一些人在为满清统治者编织他们的“海军梦”，其办学结果和教学质量自然不可太过高估。

最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学堂还担负着为慈禧太后服务的职责。1887年，海军衙门从天津机器局专门定造了适合浅水用的平底钢板小轮船一艘，名为“捧日”；钢板座船一只，名为“翔凤”。此外还有二艘洋舢板，八艘炮划，津海关道周馥（1837—1921）又出资捐献了一只小轮船，名为“翔云”。以上十几艘大小船只共用去工料银两万多两，而其主要作用就是打着“训练”的名号，由内学堂为慈禧太后在昆明湖游玩时执行御座船（“安澜福”号）拖带和保驾护航的任务。这在海军衙门的文件中有过明确表述，说是“该学堂演试轮船，原为恭备拖带安澜福御座船。系属要差，自非平常操船可比”。此外，外学堂也担负着颐和园和西苑的电灯维修责任，“夙夜在公，无论寒暑”。

就是这样，在腐朽落后的满清皇权专制下，军国大事竟然如同儿戏，这所学堂应该担负的海军教育性质被严重扭曲，俨然成了慈禧太后和皇室宫廷的“水上御用服务处”，或者是“御用船营”，清末皇族权贵的腐败之风再次显现。朝廷内外的明眼人很快就都看出：兴办海军学堂只是冠冕堂皇的借口，取悦慈禧太后以期达到上层利益集团的政治目的，这才是本质。

由于学堂设立初衷及实际运作过程都掺杂着种种政治博弈和利益目的，势必会对学堂的教学质量产生极大影响。另外由于八旗子弟对于学习海军知识的兴趣不大，仅仅过去一年多，至1888年9月，第一批60名学生就走掉了约三分之一。到了1892年3月五年学习期满，被记录在册的肄业生就只剩36人了，他们是：荣志、凤瑞、喜昌、荣续、博顺、胜林、胜安、秀恩、景林、贝都里、全春、文衡、文通、吉连、荣厚、德印、胜俊、庆春、伊兴阿、郭什春、荣云、文俊、万庄、期颐、广顺、荣福、乌勒兴阿、广志、荣安、吉陞、全成、文连、增龄、恩陞、英荣、增林。

这36名肄业生随后被派往天津水师学堂参加考试，成绩合格者继续深造。结果，有24名学生成绩超过180分，其中，喜昌、荣续获第一、二名，其英文、测算、推步（天文）等学科的分数并不逊于天津水师学堂的历届毕业生，因此得以留津继续深造。成绩不合格的12人被退回原旗。留津学生中，后来又有12人被“神机营”调用，剩下的12人经过一段时期的课堂研习后，被派上北洋水师的“康济”号练习舰实习。其后，又有3人在实习结束前被“神机营”调走。这种在培养人才方面的随意性，导致最终实际完成学堂全部课目的毕业生仅为9人，毕业合格率仅为15%，这也就是水操学堂首届学生的全部教学成果。

至于9名毕业生的后来去向，在晚清海军历史资料中很少有具体提及。按照逻辑推测，这时他们的年龄应该在25岁左右，是否被派到北洋水师战舰上任职，是否参加了甲午之战都不得而知。然而，与这种信息模糊相反的是，1893年2月4日，奕譞的继任者，第二任海军衙门总理事务大臣奕劻（1838—1917）却以“昆明湖水操学堂”历经五年培养出了24名肄业生为由，专门上奏朝廷，为学堂的历任总办、管带、提调等官员、教习以及包括海军衙门官员在内的其他管事人员向朝廷保举请奖，奖励人数竟多达46人。好大喜功，借机敛财，荒唐至极，可见一斑。

三 当满清“海军梦”遇上辛亥革命

在第一届学生肄业后，学堂于1893年又招收了第二届40名学生。但仅一年后就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最终战败求和。北洋海军覆灭的结果也给清朝统治阶级中的“保守派”找到了理由，他们一味痛诋海军误国，制造了“千万银两建设海军是错误”的舆论导向。令人无语的是，满朝上下，面对失败毫无振兴复仇之志，反而是釜底抽薪“自毁长城”，先在1895年3月12日将海军衙门裁撤，再将北洋海军劫后余生的官兵尽数遣散。与此同时，这所唯一的“八旗海军学校”也随之停办。这种在海军建设战略层面的毫无章法，政策“忽左忽右”造成的巨大损失，恰恰是清末腐败政治的一种具体表现。

甲午战败后，“务实派”官僚重振海军的呼声也一直没有停止。1909年7月，这时已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1906—1967）在位，由奕譞之子、溥仪之父载沣（1883—1951）摄政。清廷决定复兴海军，任命载沣之弟载洵（1885—1949）、海 军 提 督 萨 镇 冰（1859—1952）为筹办海军大臣，将原南、北洋舰艇统编为以海防为主的巡洋舰队和江防为主的长江舰队。巡洋舰队有舰艇15艘，以“海圻”“海容”“海筹”“海琛”为主力舰，其中除“海圻”外的三艘“海容”级战舰皆为甲午战后清朝向德国订购的大型穹甲巡洋舰，排水量2900余吨，火炮15门，射程远、火力强；长江舰队则有舰艇17艘，以“镜清”等为主力舰。1910年12月4日，筹办海军处升格为海军部，载洵担任海军大臣，萨镇冰担任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统制。

紧接着，清廷在1911年3月9日进行了近代中国海军的首次授衔，向全体海军军官颁授三等（督统、参领、军校）九级（三等各配正、副、协）海军军衔，其中共有42人被授予海军协参领（即海军少校）以上军衔。这其中共有三位满人，除了海军大臣载洵被授予海军正督统（即海军上将）外，还有时任“海容”舰管带喜昌、时任“海琛”舰管带荣续被授予海军副参领（即海军中校）。而喜昌和荣续正是十七年前从昆明湖水操学堂肄业，后经天津水师学堂毕业的九人中的两位。此时他们在海军中已经分别是主力战舰舰长，占据了很高的地位。据有关史料显示，1911年前后在海军中担任要职的昆明湖水操学堂毕业生还有：吉陞（“海容”舰帮带）、胜林（“镜清”舰帮带）、博顺（烟台海军警卫队统带）、荣志（海军部参赞厅二等参谋）。

这仅有的几位满族人经过十几年的“打拼”，在清末海军中终于有了稳固的地位，这其中固然不能排除这些八旗子弟个人努力的因素，但其满人身份被掌握清末海军大权的满族权贵看中，无疑也是重要的因素，因为载沣、载洵兄弟一定没有忘记其父奕譞当年欲用满人掌控海军的深谋远虑。然而，腐朽没落的满清政府此时早已是病入膏肓，仅靠海军的重建根本就无法解决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洪流面前，想靠几个满人控制海军、挽救危局，进而避免覆亡命运的企图更是显得苍白无力，不堪一击。

就在海军部成立不到一年，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清廷受到极大震动，恐慌之下急派萨镇冰率海军舰船前去配合陆军参与镇压。经过紧急调集，很快就集中了各地驰援的13艘战舰到达汉口江面，这其中也包括了“海容”“海筹”“海琛”三艘主力舰。原以为靠着坚船利炮就可以将革命火焰一举扑灭，但是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预料，由于革命在全国范围迅速发展，海军官兵逐渐倾向革命。11月13日，“海容”等三舰从汉口撤至已经响应起义的九江，悬挂起白旗，表示归附革命，这就是中国近代海军史上著名的“九江起义”。而此时舰上仅有的三位满籍军官，即：担任“海容”舰正副舰长的喜昌、吉陞，“海琛”舰舰长荣续，都采取了附和形势，不与对抗的“识时务”态度。

鉴于两军对垒之际，满汉矛盾变得尖锐和敏感，满籍军官被九江起义军要求遣送离舰。而在此时，却意外地发生了一个“插曲”。就在喜昌等人领取了遣散费后准备离舰之时，海容舰副舰长吉陞却突然在14日傍晚跳入江水自毙。个中原因，说法不一。一说是，吉陞“死忠”朝廷，面对败局感叹“国家经营海军四十年，结果乃如是耶”，于是自尽。另一说是，因为吉陞平素在舰上负债累累，债主们要他还债，债务未清不准其自由离舰，于是其为躲债而投江自我了断。不论实情怎样，被满族权贵视为未来海军栋梁的几位昆明湖水操学堂毕业生，最终都没有完成“奕譞”们的夙愿，他们像几朵飘零的落花一样，被淹没在滚滚的历史洪流中！被封建王朝视为“救命稻草”海军舰队最终也是更名易帜，只留下昆明湖中那艘永远开不动的石舫，默默地注视着时代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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