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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霖

“我已经搬家了”。

王临乙先生在电话里讲：“搬到了煤渣胡同的新楼里。”接着，他细致地告诉我如何坐车，坐几路车，在哪一站下，以及胡同的具体方位。最后，他告诉了新居的门牌号码，是一个双数。

按图索骥地寻找，原以为很容易。进了煤渣胡同后，便照着双号，一路搜寻而去。不想，按照王先生给的门牌号，找到的，却是一座静悄悄的大杂院。这里，没有新楼！

无奈，只好在胡同里，找公用电话，向肯定已近在咫尺的王先生求援。随后，才找到那幢显然刚竣工不久的大楼。

楼前楼后，瓦砾遍地，进出很是不便。有许多工人，在劳动着。仔细地看了一看楼门，没有找到门牌。到楼管科去打听了一下，才知道了王家的确切所在。

楼，确实很新，楼道里充溢着石灰味和油漆味。楼也很静，楼上的装修房子的电钻声，不绝于耳。阳光在楼外很灿烂着，楼里，却有些暗。上楼的时候，和一位老人擦肩而过。心中一动，想：他会不会是从未谋面过的王先生呢？因为寻找，已误了事先约定的时间。所以，来不及细想，便匆匆而过。

王家的门开处，一眼见到的是王夫人王合内女士。她是王先生当年在巴黎留学时的法国同学。遥想当年，已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今天的王女士，已入乡随俗地成了中国人。她的脸上， 留下了时间深深的痕迹，她的一头金发， 也不再有灿烂的光泽。作为一个跨越了半个多世纪异国之恋的女主角，在经历了那样多的众所周知的时代风雨之后，仍然笃而弥坚地与她的王先生同行着。她的遥远的法兰西，已成为她和王临乙先生共同的梦。

王合内的汉语水平，足以表达她的思想，虽然，她的抑扬顿挫仍然洋腔洋调得有趣。她表示抱歉，在家中的四个房间找遍，却不见了王先生。

不一会儿，王先生从门外推门而进。刚才楼道里见着的，果然就是王临乙先生。

对新居，王先生表示满意，因为生活较过去方便了许多。在旧居，光是冬天生炉子取暖，对两位老人来说，就是不小的负担。当然，旧居也有旧居的好处。那儿有一个院子，可以种花，也可以种蔬菜。这曾是王夫人的工作，无论在过去的战乱中，还是在后来的和平里，她都尽可能地施展了她的园艺水平。她最爱种的蔬菜，是西红柿。对王先生而言，旧居意味着有一个宽敞的工作室，此外，还可以在自家的小院里散步。他已高迈，风华正茂年代的朋友，多已成古人，尚健在的，也往往沉疴缠身。王先生说：“我没有什么锻炼，就是走路而已。”

那个小院落，着实很破旧了，但王氏夫妇在那儿住了整整48年。对他们，是半个人生呵！可以想见，和住了这么久的老房子分手，对他们夫妇来说，感情上确实不易。在他们一起走过的岁月里，一定乔迁过许多次，而这一次，大约是最艰难，最需要多多的勇气的。

我问：“您去过许多地方，住过许多地方，最留恋的，是什么地方呢？”

“巴黎！在巴黎留学的时候！”王先生缓缓地说。

1929年，王临乙得到福建省官费赴法留学，原定他是学油画的。但临别之际，徐悲鸿先生却希望他能改学雕塑。这一建议，遂决定了王氏的一生。王先生感慨地说：“徐悲鸿对我影响最大，他性格开朗，对人实心……”

巴黎对于王先生，不仅是青春的美好，也不仅是数次学业上的第一，在那儿，通过他的同学兼同屋常书鸿，他认识了一位也是学雕塑的美丽的法国姑娘。

“那时，我21岁。”王合内女士微笑着说：“他25岁。”她一指坐在身边的王先生。她甚至还记得他们的第一次见面，那是在巴黎春季沙龙上。她感觉这个中国青年和别人不一样。

王先生从不抽烟，不跳舞，不喝酒，就连名震天下的法国葡萄酒，也敬而远之。他自谓生活很简朴，他的养生之道中，有一条颇堪玩味，那就是：节制。直至今天，在王先生的生活习惯中，除了喝咖啡，他大约是没有其他嗜好的。

在巴黎郊区的一个静谧处，他们缔结了百年之好。新娘给自己起了个很中国的名字，并按照当时习惯，在名字前冠以夫姓——王。那是1937年。时过多年，早已过了金婚的王夫人，记忆非常清晰：“那是个很美的地方，有一大片森林。”

王氏夫妇是否认为，汉语和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呢？他们每天都在用这两种美丽的语言，进行交流。交流生活，也交流艺术。

“我们老了，做雕塑做不动了，那是要用力气的。”王先生略有伤感地说。他最大的愿望，是为北京搞一个大雕塑，但已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他还想重拾画笔，画一些画，但，毕竟上了岁数，手有了发颤之疾……

他们的新居，像个小小的美术展厅。四周，有王先生60年前画的风景油画，有青铜少女头像，有大型浮雕《民族大团结》的照片；有王合内女士的雕塑《猫》和《豹》，还有他们的朋友吴作人先生画的王夫人像，她是那样的年轻。

桌上，有一大捧红玫瑰。前几天，她刚刚过了82岁生日，那是朋友送的。“再过几个月，王先生就86岁了”王夫人轻声地说。

楼上的电钻声，仍然刺耳不停。楼道里的气味，经久不散。从后门出来，跨过碎石乱砖，是校尉胡同。前面，是台湾饭店；右边，是王府饭店。往左拐，穿过王府井，不远处，即是天安门广场。广场中央，人民英雄纪念碑高耸入云，八块精美的浮雕，再现着风云历史。其中，《五卅运动》即是王临乙先生的不朽杰作。（1994.4.25）

徐悲鸿改变了王临乙的一生。

王临乙第一次见到徐悲鸿，是在一九二六年，由徐悲鸿的丈人蒋梅笙介绍。至于王与蒋是如何相识的，已茫然难考。当时，王临乙就读于上海美专，师从李毅士。

徐悲鸿第一次见王临乙，对其人其画都留下了良好印象，所以才有之后携王临乙去江湾画室同访陈抱一之行。此行留下了照片，18岁的王临乙在画面中似乎和其他人保持着疏离，与徐悲鸿、陈抱一、丁衍庸等人的从容相比，王临乙的局促令人印象深刻。两年后，徐悲鸿回国，任教中央大学艺术系，即召王临乙赴宁学习，不仅住在徐家，还负担了王的生活费用。

蒋碧微在她著名的回忆录《我与悲鸿》中，对王临乙在文字上是吝悭的。徐悲鸿应福建省教育厅长黄孟圭之邀赴闽，王临乙是徐所带的惟一助手。不知何故，携子同行的蒋碧微却只字未提及王临乙。此番闽省之行，对王临乙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此行中，徐悲鸿尽力争取到两个公费留法的名额，给了两个得意的学生：王临乙和吕斯百（1905—1973）。对徐悲鸿而言，一九三三年在法国的中国画大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件。已经在法留学经年的王临乙此时成为徐悲鸿得力的助手，鞍前马后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但这一切，也被同行的蒋碧微一概略过了。经过细读，发现在《我与悲鸿》中，王临乙的名字有几处出现，但都是潦草一笔带过，并无情节。

留学法国，是徐悲鸿再一次为王临乙的人生之旅设定的方向，他甚至“武断”地决定让王临乙转学雕塑。王临乙与吕斯百是不负所望的，这一点可从与其同期留法的常书鸿回忆录中得到印证。

一九三五年春，王临乙一毕业即束装回国，抵上海，多往来南京徐悲鸿家。其间为谋职奔波，也参与了孙中山纪念碑和头像的创作。他必须要尽快谋得稳定而体面的职业，才能迎娶远在巴黎的心爱姑娘。

在《学院与艺术：吴作人百年诞辰纪念展》一书中，曾影印披露徐悲鸿早年致吴作人一信，年份未署，月、日为八月廿七日。信中有“雕刻家中，开渠甚好，此往将无时不在奋斗中”句，对当时已在抗战题材雕塑上崭露头角的刘开渠给予了好评。紧接着，徐悲鸿写道：“临乙懒惰，且不读书”，显然是对王临乙的批评，令人讶异不已。再后，还对沙耆出国后画风转变略有担忧。

吴作人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偕夫人李娜回国，不久即应徐悲鸿召赴南京中央大学任教。一九三六年五月，徐悲鸿与蒋碧微矛盾难解，适遇桂系召唤，索性远去了广西，直到次年九月初才回到中央大学。故此信当为徐悲鸿在此两年中所写。被徐信中批评的“懒惰且不读书”的王临乙、被表扬的刘开渠都是吴作人的朋友。至于沙耆，自一九三四年从徐悲鸿学，一九三七年留学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投入巴思天教授门下。巴思天，正是吴作人当年的恩师。现在讲及沙耆，几乎皆云是由徐悲鸿介绍赴比深造的，但选择巴思天，吴作人肯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联系此一细节，或可将此信写作时间定位在一九三七年。

徐悲鸿对吴作人直言议及王临乙一事，可以视为先生对弟子因为“爱之深”而产生的“责之切”。王临乙归国之初，之前的刘开渠（杭州艺专）、吕斯百（中央大学）俱已担任了教职，稍后回来的吴作人也立即被延揽至中央大学，而此时王临乙的工作仍未有着落，其对远方姑娘的系念和承诺无法兑现的心焦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却可能被徐先生疏忽了。

一九三六年秋，王临乙由徐悲鸿推荐到北平艺专出任雕塑系教授。该年底，即匆匆赴法，依照约定迎娶了美丽的新娘。新娘至此随夫改姓：王，并以名字Renée的谐音汉译：合内。次年二月，两人同返北平。

此后八年，国破山河在。王临乙夫妇紧随北平艺专一路流亡，直至重庆才歇住了脚。一九四六年，徐悲鸿函请王临乙、吴作人一起赴北平重建艺专。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王临乙担任雕塑系主任，更因行政能力兼任了总务长（吴作人为教务长）。

一九五二年，王临乙被指有贪污行为，在职务被一并撤销的同时，还被隔离审查数月。此间，遭遇“逼供信”，以致曾两度自杀。王合内闻讯后，向重病在家的院长徐悲鸿申诉，后由徐抱病向美院上级部门文化部反映，经仔细核实后解除了对王临乙的审查。副院长江丰在全院大会上正式通报宣布王临乙无贪污问题，并予以致歉。但其原有职务并未恢复。一九五三年，王临乙受命人民英雄纪念碑五卅运动浮雕主稿。同年，徐悲鸿病逝。

据说，一九五二年后，王临乙性情大变，往往沉默寡言。不知是否可以说，此也“因祸得福”，沉默寡言的他，由此避过了后来的运动。而延安出身的江丰，则未能躲过，成为美术界当年的一大新闻。王临乙、王合内先后于一九九七年、二零零零年殁去，无子女。家中物品种种，不知如何处置？前几年，网上偶现王临乙在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与江丰的谈话记录稿，字迹潦草，不易辨认，但“我没有贪污”字样，不时出现。

洋溢胡同有数处房屋，曾是一九四六年时的艺专宿舍，王临乙夫妇住17号，14号住过吴作人、李宗津和宋步云（一说沈宝基）。47号住着冯法祀、艾中信、董希文一干人等。那时，吴作人还在单身，直到两年后与萧淑芳结婚才搬去水磨胡同49号。王临乙、王合内在此时期，买下了35号小院，此后便一直住在洋溢胡同。一九九四年夫妇俩将洋溢胡同35号188.3平方米的住房和200平方米的院落产权一起捐给了中央美术学院。

王临乙是上海人。照理说与我有同乡之谊，但我们一直以普通话交流。在王临乙的各种文字中，对王的家世罕有涉及。只知道出身中医世家，在考入上海美专前，曾就读于上海求实中学。上海老城厢近老西门的文庙路上，确曾有过一所求实中学，不知是不是王临乙求学过的那一所？

洋溢胡同35号肯定洋溢过欢乐，也曾弥漫过悲伤……和痛苦。随着两位老人的告别，35号小院和洋溢胡同渐行渐远。大约在一九九零年代末期、新世纪来临之前，洋溢胡同也寿终正寝了，从北京地图上彻底灰飞烟灭。

煤渣胡同的新居虽说新房子，但在我的记忆里总觉得是幽暗的，许是窗外的高树遮挡了本该登堂入室的阳光。屋子里似有暮气在缓缓流动，最仿佛是晚春无力的风紧贴着将凋未谢的花瓣。暗香既已散去，但仔细地嗅，仍能觉着微微的近乎腐朽的醉意。初闻之，醺然，再闻之，醺醺然矣。墙上，挂着一张吴作人在年轻时给年轻王合内画的半身油画。人生的长文章，跌宕起伏，此时即将收官。王临乙和王合内在不同时期创作的雕塑作品，散落在房间的各处，如同那文章中的一群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或省略号等等，表达着迥异而丰富的情感……那一天，是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上午。春光佳美，甚。（2019.5.22）

王临乙谈艺录

绝不是一件小型雕塑按比例放大了就可以成为大型雕塑，正如同把一所小型房屋式样的建筑按比例放大，不可能成为一座好看的大厦一样。它们是不同的体裁，处理手法、表现技巧也都是各有特点的。一般说来，小型雕塑比较更重视细部的处理和生动性，而大型纪念碑雕塑概括性和“建筑性”(浑厚稳重的整体感、大的组织结构、大面的处理等等)往往显得更重要，也更要求思想的深刻。为什么作为小型雕塑很好的作品，放大了完全可能十分难看?因为按比例放大之后，小型作品的细部处理和生动性等长处不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短处却突出了，作品的思想内容也因而不能很好地表达。反过来，小型雕塑用大型纪念性雕塑方法来做，也不尽妥当，在有的情况下容易流于一般化。

擅长小型雕塑的人也不一定同时擅长大型雕塑，反之也一样。比如罗丹，就特别擅长做架上雕塑，布尔代尔就擅长做建筑性的；两人的风格也全然不同。当然，这两者的区别不是绝对的，更不是互相排斥的，还有种种例外情况；我们也完全需要提倡“一专多能”，多学些本领。但这里面确有区别，有“专”的问题。如果区别没有弄清楚，在做小稿子时，以及从小稿上审查决定时，也就不能很好考虑做成大像后的效果。我们曾会有过这种情况：在小稿时看觉得很好，制成大件作品，却使人不满意。尽管在主题、内容、思想性方面都没有问题，但是做成大件效果不好，放出去不受看，作品仍然是失败的，也造成损失。一件大型纪念性雕塑放出去看的人多，影响也大，应当分外慎重。

——王临乙《谈大型雕塑和建筑上的雕塑》（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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